畅销书，实应为一名学者努力的方向。也正因如此，著作的命名权常受到出版商的干涉。名头大些，响些，有趣些，毕竟书也会好卖些。Qing Colonial Enterprise就是其中一例，副标题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分明无视作者在中西比较史学上的尝试与努力。民族志（Ethnography）与制图学（Cartography）的组合乍看之下算是新奇，再看是出自美国学者的手笔，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他们把“问题意识”讲得如何天花乱坠，那点儿美国“多民族”的社会现状与“西进运动”历史记忆的“遗风”都是磨灭不了的。当然，本书之所以将两者并列的官方说法是：民族志与制图学同为帝国建构（the building of empire）的表征（representation）。
再多说一句，阅读过程中，本人对研究苗族出身的Hosteler心怀芥蒂。毕竟对制图学的讨论是半路出家，问题多也是难免的。
Laura Hosteler概述了自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以来中国制图史的书写，认为种种对“中国地图学并不落后于西方”的明示与暗示都是局限于中西对立框架的不能自拔。由是Hosteler提出应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描绘的（pictural）与科学的等等对立仅视为前现代（pre-modern）与现代的对立。为了自圆其说，Hosteler强调了欧洲地图亦经历了类似由传统向现代，描绘的向科学的的演变过程，并提出了“本土的”（indigenous）、“近代的”（early modern）与“现代的”普适性地图分类原则。勇气可嘉。
Hosteler的分类回避了国家、民族、文化等各种标签的框框，使我们有可能回溯及审视“生产”地图的过程；然而将“近代的”与“现代的”对立，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个两分法。
此外，Hosteler更是抨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
可惜的是，作为本书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无论是对中国制图史学史的讨论，还是对中国历史书写的抨击，都无甚新意。
西南中国，学术界的一片热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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