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冠之年，闷热的广州，初读此书的印象，大抵同当年的人和事一般，都不记得那么多了。转眼间，已是在莱顿的第二个春秋。整日间淅淅沥沥的小雨，窗边床头，随手操起一本中文书，竟也惬意。不知美宝近年对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关注源自何处，但相同的研究旨趣也足以令人兴奋异常。重读此书，捡拾启迪，兼以探求其治史轨迹与心路历程，亦不失为一件趣事。从桑先生的解说谈起，倒也不是说本书与那个所谓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有多难舍难分（想到了太后的嘴脸），文人墨客的把戏罢了。只是顺流而上，倒也恰好为笔者的研究做注。
“整体而言，分科治学在西方也不过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事。由于各国的学术文化传统不同，造成分科边际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对西方本来就缺乏全面深入认识的中国人更加难以把握这些泊来的抽象物。”（解说 7）由是，此文在中文语境中为笔者日后对欧洲自中世以降知识体系变迁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学理上的保障。
导论中,，论者在厘定了文化、文人/知识分子、天下/国家、地方/区域等概念的基础之上，希冀于从“思想文化与学术成就”、“以中原汉人血统认同为依归的族群划分”、“民间民俗”三方面探讨地方文化的建构，进而提出“研究清末民初各省各地的地方文化观的行程过程”的研究框架。
此问题意识与“自下而上”的史观密切联系，与关于中央如何控制地方的讨论 遥相呼应，是探讨民族国家建构的另一个面相。如将这一源自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置回其固有脉络，显而易见的是从讨论帝国的建构延展至讨论民族国家的建构的一脉相承。两者间虽在时间上有跨度，观念术语也不尽相同，但治学理路还是相近相通的。比如大可将本书中关于“民间民俗”的章节与Laura Hosteler的Qing Colonial Enterprise中民族志（Ethnography）的部分比较着来读。
此外，笔者还从引言中作者对“广东文物”展的描述与分析中受到启发，对笔者正在进行的“关于莱顿解放（Leidens Ontzet）的收集与展览”的个案研究有所裨益。
（待续）
喜爱美宝的文字，是推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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